“在头痛齿豁、气息奄奄的时候,我才学会了作画。”

直到第五天头上,他的神志才恢复正常。深深刺痛他的,是他同宝的伙伴对待他这次发作的态度,他们把它视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冬季来临。梵高没有力气起床。病室中央的火炉熊熊燃烧。病人们从早到晚围坐在炉旁,保持着那种打不破的沉默。病室的窗户又小又高,只能照进很少的阳光,火炉烘烤着,散布着浓重的腐臭。把黑色的披肩和头巾裹得更严实的修女们,喃喃地念着祷词,抚摸着她们的十字架走来走去。背后的座座秃山象死神的头赫然耸立。

梵高睁着眼躺在他的倾斜的床上。毛威的那幅描绘斯赫维宁根的画曾经教给了他什么呢?“要学会受了痛苦而不抱怨。”学会受了痛苦而不抱怨,不厌弃地看待痛苦……是的,但是那样他就可能再次神志昏乱。如果他屈服于这种痛苦、这种忧伤,那也会要他的命。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这种需要象甩掉一件肮脏外套一样把痛苦甩掉的时候。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一天都和前一天完全一样。他脑海中既没有念头也没有希望。他听见修女们议论他的作品。她们奇怪他是因为疯了才去画画,还是因为画画他才疯了。

那个白痴坐在他床边,一连儿小时对着他哇哇乱叫。梵高从这个人的友好态度中感到了温暖,因而并不把他驱赶开。他常常跟这个白痴说话,因为再没有别的人愿意听他讲话了。

“她们认为是我的工作使我发了疯,”一天,当两个修女走过时,他对这个人说。“我知道,本质上这话完全不错。画家就是那样一种人。他吸收了太多他所看到的东西,然而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控制他生命的其余部分。

但是,难道那就该认为他不适于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吗?”

那个白痴只是流着口水。

是德拉克罗瓦书中的一句话终于给了他起床的力量。“我是到头童齿豁、气息奄奄的时候,”德拉克罗瓦说,“才学会作画的。”

有几个星期,他连到花园里去的心思也没有。他坐在病室里靠近火炉的地方,读着提臭从巴黎寄来的书。当他的某个邻居犯病的时候,他既不抬头去看,也不从椅子上站起来。失去理性变成了合乎理性;异常变成了正常。

不和神志正常的人一起生活已经那么长时间了,他现在已不再把他的同伴们看作是失去理性的人了。

“对不起,梵高,”佩隆大夫说,“我不能再答应你离开这个院子。

你将来必须在围墙之内呆着了。”

“你可以允许我在画室里作画吧?”

“我劝你别去。”

“那你是宁愿我去自杀吧,大夫?”

“好吧,在你的画室里画吧,但是一天只能画几小时。”

他甚至看到画架和画笔也不能消除他的冷漠。他坐在那把蒙提切里的抉手椅上,穿过窗上的铁条,茫然注视着那光秃秃的麦田。

几天以后,他被叫到佩隆大夫的办公室签收一封挂号信。他撕开信封,看到一张用他的名字开出的四百法郎的支票。这是他一次拥有过的最大数目的一笔钱。他不明白提奥给他寄这笔钱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亲爱的梵高:

好不容易啊!你的一幅油画卖了四百法郎!那是你去年春天在阿尔勒画的《红葡萄园》。

买画的人是安娜·鲍克,那位荷兰画家的姐妹。

祝贺你,老朋友!不久我们就会让你的作品行销全欧洲啦!如果佩隆大夫同意,你就用这笔钱回巴黎来吧。

最近我认识了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嘉舍大夫,他在瓦兹河边的奥维尔有个家,那儿离巴黎只有一小时的路程。从杜比尼以来的每个重要画家,都曾在他家画过画。他自称对你的那种病完全了解,并且说,无论什么时候你愿意去奥维尔,他都愿意照料你。

明天再给你写吧。

提奥梵高把信拿给佩隆大夫和他的妻子看。佩隆从头到尾看完信,又摸了摸那张支票。他祝贺梵高交了好运。梵高顺着小径走去,他那呆滞、萎靡的头脑突然重又变得活跃兴奋,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穿过花园的半路上,他发现自己只拿了支票,却把提奥的信丢在了大夫的办公室里。于是他便转身快步往回走。

他刚要敲门,就听见里面提到自己的名字。他迟疑了一下,决定不下敲不敲门。

“那么,你猜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佩隆太太问。

“也许他认为这对他的哥哥有好处吧。”

“呵要是他负担不起这钱……?”

“我估摸他认为了让梵高恢复正常,这样做是值得的。”

“那么,你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是真的吗?”

“我亲爱的玛丽,怎么可能呢?这个女人被想象为一个艺术家的姐妹。

一个稍有常识的人究竟怎么可能……?”

梵高走开了。

晚饭时他收到了提奥打来的电报:

婴儿以你名命名乔安娜与梵高感觉良好。

他的画的售出和来自提奥的这个非同寻常的消息,在一夜之间把梵高变成了一个健康人。早晨他很早就到了画室,洗净了画笔,整理了靠在冶边的油画和习作。

“如果德拉克罗瓦能够在他头已童、齿已豁、气息奄奄的时候学会作画,我也就能在我头童齿豁、神智不全的时候学会作画。”

他怀着激愤,默不作声地埋头工作。他临摹了德拉克罗瓦的、《善心的撒马利亚人》、米勒的《播种者》和《挖掘者》。他已经决心用一种北方人的冷漠态度看待他近来的不幸。艺术创作的生活是破坏性的,他从一开头就知道了,那干吗到这么晚了他倒要抱怨起来了呢?正好在收到四百法郎支票两个星期后的同一天,他在邮件中发现了一份 《法兰西信使》一月号的复制件。他看到提奥在扉页上一篇题为《孤独的人》的文章旁边作了记号。

温森特·梵高全部作品的特色(他读道)就在于那非同寻常的力量和强烈的表现力。在他对事物本性的绝对肯定之中,在他对形式佐仗是不加思考的简化之中,在他想直接面对太阳的做憎愿望之中,在他对描绘与色彩的酷爱之中,显示出了一个时而野蛮狂暴时而单纯温柔的强而有力的人,一个富于男子汉气概的人,一个勇猛的斗士。

温森特·梵高的作品属于弗朗士·哈尔斯卓越的绘叵艺术体系。他的现实主义超过了其始祖……荷兰伟大的小市民画家们那种表现了身体的健康和心智的平衡的真实。他对于性格的诚实的研究、他对于每一对象本质的不懈的探求、他对于自然与真理怀有的深沉的和几乎是孩子气的热爱便是他的油画的显著特征。

这位有昔一颗发光的灵魂的坚强而真诚的艺术家,他是否会享受到观众为其恢复声誉的快乐呢?我想是不会的。与我们当代资产阶级的脾性相比,他太单纯了。同时也太微妙了。除了得到与他志同适合的艺术家的理解,他将永远不能为人所完全理解。

G.—阿尔勒贝·奥里埃梵高没有把这篇文章拿给佩隆大夫看。

他的力量和对生活的渴求在他身上重新苏醒了。他画了一幅他所住的病室的画,画了这些建筑物的主管人,随后又画了主管人的妻子,临摹了更多的米勒和德拉克罗瓦的作品。他满怀激情日夜不停地工作着。

他仔细回顾了自己的病史,清楚地看出自己的病实际上是周期性的,每三个月发作一次。好吧,既然知道了病什么时候发作,他就可以自己留神照顾自己了。他任下次即将发作的时候,可以停下工作,躺到床上,准奋好生一场时间不长的小病。而后过不了几天他就又可以起床,就好象他只不过得了一场轻微的感冒一样。

现在精神病院里唯一扰乱他心境的,就是这个地方强烈的宗教性质。在他看来,随着阴沉沉的冬季来临,修女们似乎癔病发作了。有的时候,当他看到她们口中喃喃祷告,亲吻她们的十字架,抚弄她们的念珠,走路时眼盯着圣经,一天里蹑手蹑脚到罗马小教堂去祷告或做礼拜五、六次时,他竟拿不准在这所精神病院里哪些人是病人,哪些人是护理人员了。

从在博里纳日那个时期起,他已经对所有那些在宗教信仰上的夸张表现厌恶到极点,他时常感到修女们的心理失常在折磨着他的心灵。他强迫自己把热情倾注于作画,竭力要把那些戴着黑头巾、披着黑披肩的人的影子从心上驱开。

在三个月结束之前,他提前四十八小时在身心正常的状况下躺到了床上。他把床边的帘子也拉上了,免得那些被不断增长的对宗教信仰的异常亢奋弄得瑟瑟发抖的修女们,破坏他的心境的和平。他的病应该发作的日期到了。梵高急切地、几乎是有感情地等待着。时间慢慢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感到惊奇,继而又感到失望。第二大过去了。他仍然感觉完全正常。当第三天即将安然度过时,他不得不嘲笑自己。

“我做了傻瓜。我的最后一次发作毕竟是已经过去了。佩隆大夫错了。

今后我不必再害怕了。象这样躺在床上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明天一早我就起床工作。”

夜深人静,在大家睡意正浓时,他悄悄下了床,光着脚走过病室的石头地面。在黑暗中,他走到存煤的地下室,跪下来。抓起一把煤,抹了一脸。

“你知道吗,丹尼斯太太?他们现在承认我了。他们知道我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他们以前不信任我,似是,如今我是个煤黑子了。矿工们会允许我给他们讲圣经的。”

天亮不久,看护们找到了他。他正语无伦次地低声念着祷词,背诵着一段段不连贯的圣经经文,回答着那些在他耳边讲些怪异故事的声音。

他的这种宗教上的幻觉持续了几天。等他恢复了神志,他便让一名修女人请佩隆大夫来。

“我认为,要不是我受到了这种宗教上的歇斯底里的影响,大夫,”他说,“我本来是可以避免这次发作的。”

佩隆大夫耸耸肩,靠在床上,把身后梵高的帘子拉上。

“我有什么办法,梵高?每年冬天都是这样。对此我虽然并不赞成,但也管不了。不管怎么说,修女们的工作是不错的。”

“即使如此,”梵高说,“就算不受这种宗教上的精神错乱的影响,也是难以在所有这些疯子中间保持神志清楚的。我本来都过了发病的时间……”

“梵高,别自己欺骗自己了。这次发作是必然的。你的神经系统每三个月出现一次危机。即使你的幻觉不是宗教性质的,它们也会带有某种别的性质。”

“要是我再犯一次,大夫,我就要我弟弟把我领走。”

“就照你说的办吧,梵高。”

他在春天真正到来的第一天,就回画室作画了。他又一次画了窗外的景色一片布满黄色残茬儿的田地正在翻耕。他以山为背景,让带紫罗兰色的土地和一道道的黄色庄稼茬儿形成对比。遍野杏花初绽,繁花压枝,日落时分的天空再度变成了淡淡的柠檬黄色。

大自然永无穷尽的再创造并没有使梵高生出新的活力。自从他逐渐习惯了他的同伴们以来,同伴们疯狂的胡言乱语和周期性的发作,头一次使他感到心神不定,备受折磨。而且,又无法避开那些身着黑白两色服装、象老鼠一样时时在祷告的家伙,恰恰是她们使梵高见了就吓得胆战心惊。

“提奥,”他给弟弟写信说,“离开圣雷米会使我感到难过,因为在这儿还有许多值得一做的工作。然而如果我再犯一次带有宗教性质的精神错乱,那就不是我神经有毛病,而是这所精神病院的问题了,只要再这样发作上两、二次,就得要了我的命。

“你准备着,如果我冉犯一次带有宗教性质的精神错乱,我就在一旦能起床时便立即前往巴黎。也许重回北方对我来讲最合适,人在那儿肯定能得到健全的心智。

“你那位嘉舍大夫怎么样?他本人是否会对我的病情感兴趣?”

提奥回信说他已经又和嘉舍大夫谈过,并且给他看了一些梵高作的油画。嘉舍大夫渴望梵高去奥维尔,并到他家画画。

“他是个专家,梵高,不仅在精神病方面,而且在绘画方面。我相信你将会在更可靠的人的手里受到照料。任何时候你想来,只要给我发个电报,我就会搭上最早的一趟火车去圣雷米。”

早春天气热起来。花园中的蝉已开始鸣叫了。梵高画了三等病宝的门廊、花园里的走道和树木,对着镜子给自己画了像。他一边作画,一边计算着日期。

他的下一次发作预计在五月。

在空荡荡的走廊里,他听见有声音在对着他叫喊。他回答这些声音,而他自己声音的回声仿佛是死亡凶恶的召唤。这一次,他们是在罗马小教堂中找到了昏迷不醒的他。一直到五月中,他才从盘旋在脑海中的那些与宗教有关的幻觉中恢复过来。

提奥坚持要来圣雷米接他。梵高则希望在一个看护把他送上达拉斯贡的火车后,自己单独完成这次旅行。

亲爱的提奥:

我既非病人,亦非危险的猛兽。让我向你们俩,也向我自己,证明我是个正常的人吧。如果我能靠自己的力量离开这所病院,并且在奥维尔开始一种新生活,也许我就能战胜这个病。

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离开了这所疯人院,我相信自己能够重新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从你写的信看,奥维尔是个幽静美丽的地方。如果我小心地生活,又有嘉舍大夫的照管,我有信心一定能战胜自己的病。

我将打电报告诉你我所乘的火车从达拉斯贡发车的时间。在利翁火车站接我。我将在星期六离开这儿,那样我就能在家和你、乔安娜及小傢伙一起过星期天了。